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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90后彝族孩子的生命以大凉山为伊始，却不想以大凉山为终结。城市文明的信号愈发密集地冲破山谷屏障，向他们发出召唤。于是，他们背起行囊，告别家人，怀揣赚到票子买跑车当老板的梦想，或懵懂或兴奋地钻进深圳的楼宇之间。他们的人生故事就此拉开帷幕，之后的喜怒哀愁，再也无从选择。
▲地处西昌西北部的白马乡，距市区61公里。2016年12月12日，彝族新年前夕，工头马金贵（左二）送一名工人马雪花从深圳回家过年，马雪花的家人杀猪招待他。在大凉山当地，由本地工头带领青年人出山进城打工的流程，已经延续多年。
▲从城市里回来的马雪花坐在灶台前喝啤酒，她一个人能喝四五瓶。彝族人无酒不欢，在深圳，马雪花下班后，便喜欢和小姐妹在宿舍里喝酒。
▲马雪花给家人买了衣服和礼物，花去五千多元。妹妹马阿花拿到姐姐买的新衣服，立刻穿在身上。每年的这个时候，返乡的打工青年就成了镇上的消费主力。马雪花感慨，出去深圳后，“年味”不像小时候那么浓了，因为在城市里每天都能吃香喝辣，也可以随时逛街买衣服。
▲马雪花麻利地干家务和农活，驾轻就熟。但从城市回到家，她感觉有些不适应。“（家里）哪里都脏兮兮的。城里用水很方便，可以天天洗澡；在家里洗漱不方便，到处都是泥巴。”
▲村里的年轻人出去打工挣钱后，人手一台智能手机，马雪花也不例外。从服饰、发型到生活习惯，这些打工的年轻人迅速发生着变化。而马雪花的奶奶，只能通过一台收音机了解大山外的世界。马雪花在彝族年过后将继续回到深圳打工。她说自己没什么长远计划和梦想，走一步算一步。
▲工头马金贵在自家客厅里给工人结算工资，彝族年后，他又将带领一批新工人出山打工。近年他做工头挣了些钱，三年前带着家人搬到了山下离西昌市不远的一个村庄，从汉人手里购买了一栋民房。早在九十年代，他的部分亲戚就从山里搬到了西昌郊区。如今，这些彝族人的生活方式正被逐渐汉化，与当地汉人也相处得比较融洽。
▲16岁的沙伍呷（左一）是即将跟随工头去深圳打工的新工人之一。由于家贫，她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临行前一天晚上，沙伍呷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举杯祝她一路顺利。父亲沙马衣体（中）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因为自己没有能力挣钱，才让女儿不得不小小年纪就辍学。
▲沙伍呷的梦想是挣到钱后供两个弟弟读书。她希望两个弟弟能上大学，不要像她一样早早辍学打工。
▲坐在出山的卡车上，沙伍呷看着亲人，听着妈妈反复叮嘱，恋恋不舍。“第一次和亲人分开，很难过，我想多看他们一眼，多看家乡一眼。但我忍住了，没有流泪。”
▲在去往深圳的长途大巴上，同样是第一次离家打工的彝族男孩肖建国激动地隔着车窗不停往外看，他说坐车很爽，对深圳很好奇，希望能早点到。
▲但另一个新工人余贵华（右）说自己一上大巴就后悔了。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家乡，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显得很不开心。
▲同行还有一个名叫阿呷的小伙子。在高速服务区，阿呷说他对深圳充满幻想，希望能赚到票子买台跑车。他自己没有手机，一路上就借同行女孩的手机看美女直播、聊QQ。
▲2017年1月1日，元旦节这天，工头沙瓦火（中）请工人们去他家吃饭。他会不定时做彝族餐给大家吃。这是工头和工人拉近关系的一种方式。大多数工人的文化程度较低，而工头的受教育程度往往比他们高，也见过世面，所以工头自然而然成为工人的长辈，信得过的人。
▲2017年1月2日，来到深圳的第二天，工头沙瓦火把阿呷、肖建国、余贵华等人派遣到一家电子厂上班。一般刚进厂的彝族工人和同厂的汉族人交流不多，融入现代社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工作第一天，肖建国觉得活儿还挺轻松——把流水线上的手机外壳排列在一起。但到了第三天，他开始觉得辛苦了，因为一直站立着，腰腿得不到休息。最终他没有抗住，让工头给他调到了另外一个工厂。一般情况下，如果工人想换工作，工头都会尽量帮他们安排。“必须要照顾好工人，保证他们找到工作、赚到钱，才算是他们的工头”，沙瓦火说。
▲2017年1月5日，沙伍呷在宿舍玩手机。新工人来城市的第一个星期，工头都要求他们尽量不要私自出行，以免发生意外。等新工人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学会遵守交通规则和基本法律规定，工头才让他们自由活动。
▲沙伍呷和其他十几个同乡被安排在同一个生产线上，对手机外壳的残次品进行挑拣、分类。沙伍呷觉得这个工作并不轻松，银白色的手机外壳反光厉害，刺得眼睛流泪疼痛。一天的工钱大约七八十元，而沙伍呷理想中的薪资在一天一百元左右。后来，她和老乡们都和工头打了商量，陆续被换到其他工厂。
▲沙伍呷睡前刷牙，这是工头沙瓦火教她的，洗漱用品也都是沙瓦火给她们买好。沙瓦火嘱咐工人们，要让工厂里的同事、领导看到他们干净整洁，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城市中的生活习惯。
▲晚上彝族工人喜欢聚在一起聊天。以前阿呷在家乡是典型的“社会青年”，初来乍到陌生的城市，阿呷抱怨道：“这里很糗，一个风景都看不到。这里不是我的家，西昌才是我的家。”
▲厂区食堂的菜品单调，肖建国他们偶尔去外面的餐馆打牙祭。城市里好多东西让肖建国感到奇怪，比如一栋高高的楼房没有人住，原因是人们说那里闹鬼；又比如公园的“石头”里传来了音乐，后来他才发觉是“石头”里放了个音箱。
▲阿呷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一听到母亲的声音，眼泪就出来了。挂掉电话后，他红着眼睛用彝语唱了一首《母亲》。最初，阿呷的父母不同意他离乡打工，怕他在外惹祸，阿呷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出来挣钱。但这个晚上，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感到后悔。“上班好累，挣不到什么钱。”
▲余贵华的情绪波动更大。工作了两天后，他觉得“又累又苦又寂寞”，思念父母心切，在宿舍抱起枕头痛哭了起来。他没有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母亲的身体不好，他很担心。“以前在家里还能跟妈妈顶嘴，现在出来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但我又不想就这么回家，因为我要给家里的弟弟妹妹树立一个勇敢坚强的榜样。”
▲相比之下，肖建国适应得最快。肖建国和阿呷、余贵华住一间宿舍，来到深圳几天后，他们三个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想家。但和阿呷、余贵华两人一会儿想回家一会儿又想留下挣钱不同，肖建国坚定地要留在深圳。“我这趟出来，已经欠了沙瓦火几千块了，如果不留下来打工，爸爸妈妈怎么还得起啊。”肖建国梦想赚钱，回家当老板。
▲肖建国能够适应城市，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以前经常上网，通过网络了解了一些外面的世界。来到大城市后，他并没有太深的隔阂感，只是觉得这里人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现在有时下班他还会去泡网吧。
▲阿呷和同伴来溜冰场玩，其实他不会溜冰，“我主要是来泡妞的”。通常，工头每周会给工人预支一二百元的工资用作生活费，但阿呷来到这个新地方花钱如流水。仅一周，就向工头借支了至少四百元钱。这些钱他大部分用来玩乐了。
▲阿呷与肖建国在小巷里打望美女。撩妹是阿呷最爱做的事情。他们平时的生活枯燥无味，只能通过有限的途径排解无聊，这就是他们的消遣方式之一。
▲余贵华第一次坐地铁，很紧张，还晕车。他不和陌生人交谈，认为自己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在他眼里，肖建国和阿呷的融入能力强，他感慨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工人和工头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工人发生了任何事，大到酒后打架斗殴，小到与同事和工厂领导发生口角，工头都要亲自解决。阿呷挑逗一名女工，差点和对方打起来，马金贵见状后赶紧上前制止。肖建国在一旁“幸灾乐祸”。
▲一名工人得了皮肤病，沙瓦火给她买了药并调合好。由于很多工人不识字，又对周边环境不太熟悉，很多最基本的事都要工头来协调帮助。小病由工头带着工人去看，如果工人得了大病，就会被送回家，交由他们的父母照顾。
▲沈健（右）是宇翔劳务派遣公司的老板，他也是彝族人。马金贵、沙瓦火这样的工头并不具备劳务派遣的资质，工厂无法与他们签订合同，沈健的公司就成了工人和工厂之间建立劳务关系的一座桥梁。沈健会定期向工厂了解工人的工作情况，还会专门开会向工人讲解交通、消防等方面的安全知识。如果工人出现了问题，厂方会向沈健反馈，大问题由他自己亲自处理，小问题交由工头协调。
▲2017年1月9日，马雪花回到工厂的第二天，和工友一起等待车间主任分配岗位。她们是工厂的临时工，工资按小时计算。工厂把工人的工资打到劳务派遣公司的账户上，由工头来进行分发。劳务派遣公司和工头各收取派遣费，通常为0.5元/小时左右。
▲白天工人去上班了，工头沙瓦火没有事情做，宅在家里，却看到一只蜂飞进了屋。在彝族人的观念里，蜂进屋预示着不顺。沙瓦火说，今年工人不好招，很多工厂出高价挖人。往年他都能带两三百个工人出来，今年他只带了七八十个，这意味着他的收入会减少许多。
▲沙瓦火带工人选购手机并垫资。对于工头来说，垫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有些工人向工头借钱太多，工资不够抵扣无法偿还，不出声就直接跑人。部分工人多的工头因资金不够，不得不选择借高利贷或向劳务公司求助；也有些工头因此血本无归。
▲沙瓦火在看国家领导人2017新年致辞。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发展趋势，所以他平时很关注重要人物的讲话。在他的规划里，深圳只是他挣钱的一个暂留地，他的梦想是回家开一个牧场。
▲阿呷的QQ号被盗了，他心情不好，坐在草坪上唱起歌来：“错错错，都是我的错……”唱着唱着就哭了。他说，终于知道出来打工不易，想把车费挣齐了就回家。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心转意，决定留下来。“我要在这里改掉坏习惯，让爸爸妈妈、工头看到我的改变。”
▲2017年1月13日，在深圳待了两周之后，余贵华最终选择离开，去上海投奔父亲。在深圳北站，他看到高大的建筑，心里很惊叹，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建筑，然而同时，也是跟这里告别。
2017年1月13日，余贵华离开了深圳。在乘坐开往上海的动车之前，他在深圳北站看到了此生见过的最高大的建筑群，人来人往的车站让他目瞪口呆。他要去上海“投奔”打工的父亲。
半个月前，这个16岁的彝族小伙在西昌坐上大巴，经过30多个小时，到达深圳。刚一上车，他就后悔了，后悔和爸妈分开。
余贵华念完初中以后就没上学了，在家里务农一年。余木机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出去挣钱。他骑着摩托车，载着余贵华到村口，把儿子亲自交给了工头沙瓦火。“沙瓦火是我邻居，我担心儿子出去惹事，把他交给沙瓦火，我就放心了。”
一同被沙瓦火带出村的，还有二十多个工人，其中像余贵华这样头一次出门打工的，一共五人。他们大多都来自离西昌市二十多公里的樟木乡，以熟人或同乡关系为纽带，被介绍给沙瓦火。今年，沙瓦火在家乡招工的数量不多，大概七八十人——往年，他都带着二三百个工人一起到深圳。
余贵华和老乡阿呷、肖建国住在同一间寝室。他们都是初次出去打工的新工人，适应新环境的速度各不相同。在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周围，溜冰场是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之一。肖建国穿上溜冰鞋，就熟练地滑动起来，尽情享受着速度带来的快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坚守下去。我这趟出来，已经欠了沙瓦火几千块了，如果不留下来打工，爸爸妈妈怎么还得起啊。”
阿呷不会溜冰，但他会给自己找乐子——撑着栏杆，他睁大眼睛看着在他眼前快速移动的人们。碰到漂亮的女孩，他会主动搭讪，尽管往往换来的只是对方一张冷脸，阿呷仍旧乐此不疲。
余贵华不会溜冰，也不爱主动去结识新朋友，就在冰场外独自玩着手机。“阿呷和肖建国适应得快，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他感慨道。
到深圳的第二天，沙瓦火把三个年轻人安排到同一个生产手机外壳的厂里工作。肖建国头一次穿上蓝色的工作服，在流水线上把手机外壳排列整齐，这就是他一天的全部工作。余贵华所做的，则是把手机外壳的残次品挑拣出来，并进行分类。阿呷被安排到杂工的岗位上，主要负责搬运和打扫卫生。
“阿呷坐不住，得安排一个跑来跑去的活儿给他干。”沙瓦火会根据不同的个性，建议车间主任把工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他的彝族老乡们，在一个和深圳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作为一个工头，一个管理者，他要帮助他们以最快的方式融入现代社会。
沙瓦火比年轻工人们大不了几岁，对后者来说，是老板也是兄长。刚到深圳的新工人们，会被沙瓦火领着去买牙刷、脸盆、毛巾等生活用品，买东西的费用都由沙瓦火垫付。工人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沙瓦火，意味着信任——沙瓦火向他们承诺过，要让工人们平安、顺利地把钱挣到手。
如果在厂里遇到不顺心意的情况，工人都会向沙瓦火挑明，由后者去跟工厂协调、解决。17岁的女孩沙伍呷在给手机外壳残次品分类的时候，发觉自己难以承受手机外壳的强烈反光给眼睛带来的刺痛感，便要求沙瓦火给她换一份工作。了解情况后，沙瓦火把她安排到另外一个厂。“一般说来，工人有什么要求，只要是合理的，我都会尽力满足。”
工人衣食起居的方方面面，也是由沙瓦火负责。每个星期，他会给工人预支一二百元钱给后者用作基本开支，如果工人钱不够用，还会找他另外借钱。这些杂七杂八的垫资，对工头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据了解，有些工人多的工头因资金不够，不得不选择借高利贷或向劳务公司求助；也有些工头因此血本无归。
“这叫亲帮亲，邻帮邻。”彝族人沈健来到深圳已经十二年，以前当过小学老师，现在开着一家劳务派遣公司。2006年，他从一个政府扶贫项目里受到启发，开始走上劳务派遣这条路，成立了深圳宇翔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公司是工人和工厂之间建立劳务关系的一座重要桥梁。工头把工人带给沈健，然后由他的公司进行劳务派遣。通常，劳务派遣公司和工头收取的派遣费各自为0.5元/小时左右。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学者刘东旭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彝族开始进入珠三角地区，保守估计深圳、东莞、惠州三地的彝族人数在十万以上。而沈健估计，用工高峰期实际数据至少在三十万左右。
在彝族工人融入珠三角地区工作、生活的过程中，工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角色。对于初到珠三角的彝族来说，工头是他们能够了解大城市生活方式的唯一渠道，工头们将自己在城市里形成的认识和理解，传递给年轻工人们。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彝族工人）确实已经在当地扎下根来，并嵌入到当地劳工市场之中，成为‘中国制造’链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刘东旭在一篇论文里写道。但是，珠三角的彝族工人们仍旧有很多方面与他们所在的城市格格不入，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移民城市中，这是一种必然。
据沈健这几年的观察，尽管年轻工人在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存在方方面面的不适应，但这些都是暂时性的。“现在新一代的年轻彝族人已经比他们的父辈适应能力强了不少。在老家的时候，他们就能通过电视、网络等了解外面的世界，而这些信息减弱了他们和城市的隔阂感。另外，昭觉、美姑等山区的年轻人，总体比来自西昌周边乡镇的适应得慢一些。”
在外界的刻板印象中，凉山彝族是毒品和贫穷的代名词。但这些年轻的工人，希望能用自己的劳动，去打破这些固有印象。“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彝族人勤劳、热情的一面。”沈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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