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曾都区近现代名人系列之七：商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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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寿轩（？—1939年）大地主，随县城关大商号“童永裕”所有者。何店杜家畈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童寿轩大伯童元甫(何店大地主，拥有四百多石稞田)在县城西关正街以仅有的两间口面开设酱园小杂货店，起号“永裕”，后得其朋友李恒丰（安居大地主）和黄天和（城关大地主）资助，生意逐渐扩大。童寿轩早年家境贫寒，且遭后娘刻薄，常是白天学艺，夜晚推磨。1904年充当童元甫帮手，入“永裕”学艺。1909年被派往汉口充当采办，与汉口各商贾交往频繁。童元甫1916年去世后，因其子呆痴，不能理事，童寿轩继承其遗业，更号“童永裕”，大力发展经营。到1920年代，“童永裕”生意达到鼎盛阶段，拥有四进房屋一栋，共46间，店员23人，仅酱园就有四间口面，二百多口缸，规模之大，随城夺魁。根据当时的记载推算，“童永裕”当时的资本在五万元以上，名列全城第一。1939年日军入侵随县后，童寿轩携资逃回何店，“童永裕”房屋被烧，酱园被抢，在途商品被劫，生意全部破坏，其所携带的资产亦被土匪头子、伪县政府代理县长童丹甫勒索净尽。为求生计，只好卖田度日，但因有鸦片癖性，卖田也难偿暗室一灯，经济来源断绝，遂贫病交加而死，“童永裕”商号彻底破产、倒闭。

康仪丞（1882—1945年）实业家。号国豪。厉山人。1907年毕业于武昌法政高等学堂。民国初曾任江西南昌高等法院检察官。后在北京经营湖北风味粉馆，结识了一些富商名贾，动员他们捐款在鄂北修建公路，获得赞同。1924年春回湖北，在随县、安陆、应山、孝感等地宣传修路，组成修筑襄(阳)花(园)公路董事会，先后被推为协理、总经理。1924年1月到英、美在华洋行购置煤炭汽车28辆，在城东义地岗成立襄花汽车公路长途运输公司，任经理、站长。9月，在随县倡议发动召开襄花公路集资入股大会，共入股数千份，筹集股金25.4万余元。10月26日，襄花公路开工。筑路中，康仪丞与工人一起浚沟壑，做涵洞，运石料，架桥梁，常和衣露宿工地。一次为占压土地事，被随县城东张曙阁带人打成重伤。1925年3月，襄花公路南段通车，横贯全县，从随阳店出发，经唐镇、厉山、县城、淅河、马坪、安陆、陈家店至花园，全长155公里，共用资金26万余元。嗣后从汉口购回“福特”牌汽车2辆，开办客货运输业务。1926年3月，襄花公路全线竣工。1928年，省建设厅赎买襄花公路。1937年任省建设厅工程处顾问。1945年去世。

秦观楼（1890—1952年）随县巨商。字华海。历山人，祖籍江西。其父以行栈为业，在历山经营土布、棉纱、粮食，商号“秦恒隆”，资金不富，经营不振，清末民初仅有一间铺面和四进单间后屋。19岁时，秦观楼与兄弟分继家业，立商号“秦恒隆荣记”（惯称“秦荣记”），其兄立号“秦福记”。1920年雇工加工棉粮，扩大经营，生意渐隆。1926年开始购少量棉花出售给汉口商人，与各地商人建立广泛联系。不久邀山西、陕西布商及县城、淅河一些商号在“秦荣记”设庄，经营渐广，财源日益扩大。秦为人干练，经营有方，资金运用灵活，或先收棉后付款，或先付款后收棉，买卖方式灵活便利，且“秦福记”在汉口派驻代理人，安装有电话，对汉口、上海棉花市场行情了如指掌，因而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到1929年，“秦荣记”先后建店房60余间，雇员20余人，旺季日夜为市，资金达20多万银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秦荣记”运2.4万担棉花至汉口，厂商因时局动荡不进货，价格剧跌，秦将棉花起岸存栈，后日军被阻关外，棉价回升，获巨款40万元。1937年一年，“秦荣记”即获利7万多元。数年间秦观楼跃为全县头号商业资本家。抗日战争中，秦与侄子育之在英租界合营“恒隆”沙号，另置田地、骡马16匹，在万和青苔设铺经营棉花、食盐，购枪70余支建立私人武装护商。1940年由青苔迁至王家河筑寨购田，收取地租，开办酱园做豆腐。抗战胜利后，秦卖掉大部土地，回历山经营酱园，建打包厂1座，购置汽车3辆，木船20只，恢复棉、粮商号，并派人到枣阳、河南设站收购棉花，就地加工成包运往汉口，同时收购周边其它县市棉花运销上海，在上海置屋，驻员开拓商路。后来，“秦荣记”因长期欺市霸道，克扣店员红利，信誉渐衰，得力店员离去，生意每况愈下。建国后，秦观楼除维持历山的杂货、酱园外，多余资金分投历山、随县、武汉等商号。1950年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病故。

秦育之（1906—1981年）商界名流。名国英。历山人。秦观楼侄子。少读私塾，后学做生意。1928年随父到汉口开设“秦福记”棉花行。次年筹资扩大经营，创办“厉山细绒”棉市场，与同业着名商号“松茂长”、“裕泰升”在武汉鼎足而立。1937年当选为汉口棉花同业工会常务理事、厉山镇商会会长。时日军侵华，武汉沦陷，日纱涌进，花价猛跌，秦所经营的商号遭日机轰炸及日军掠夺，损失甚巨，濒于破产，乃辗转于汉口、樊城、万县、重庆等地，改营米粮、土布。抗战胜利后，秦育之回到汉口重操旧业。1948年改“秦福记”为“亚新”号，扩大贸易，兼营豆饼，货物运销直至台湾、香港等地。1949年4月在广州“秦福记”分行操持棉业。同年移居香港。当得知武汉解放后商业受人民政府保护，乃于9月乘海轮经天津返汉。次年与华煜卿等再去香港，以亲身见闻劝说汉口巨商贺衡夫（蔡甸人）、程子菊（红安人）、何祥林等相继回汉。1950年带头认购“胜利折实公债”，响应政府“商业转工业”号召，筹建武汉第一家商转工企业“开明油厂”(今武汉油厂)，任副董事长。继而与鲁文礼等合资兴建“新亚造纸厂”，任总经理。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参加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工作，任副主任委员。1951年代表湖北工商界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回国后率武汉曲艺队到荆州地区各县宣传抗美援朝。1955年带头响应政府号召，将所办油厂、纸厂实行公私合营，并主动率省工商联下市、县宣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1956年调任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参与管理全省商业物价。秦育之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朴实寡言，不事修饰。文革中受到冲击。曾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及第四届常务委员，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界代表，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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